思南路51∼95號，過去稱為義品村，是個名人薈萃之地。其中73號曾經是中共代表周恩來舊居，門口掛有『周公館』的中英文門牌（Residence of Ceneral－－Chou Enlai）。

　　義品村內的周公館沿街而造，建於1912∼1936年。磚木結構，法式花園住宅。該住宅紅瓦磚相嵌，局部作折屋檐，外牆裡立面置卵石，清水磚相嵌，局部牆面采用水泥拉毛飾面，多種式樣窗洞口，南向兩層，大陽臺旁設置室外樓梯通花園，屋內另設半地下室。做進義品村就能看見周公館外牆上滿牆綠色，藤蘿花架，顯得幽靜宜人。在綠茵茵的草坪中央，栽有一棵枝葉繁茂的大塔松。每當夏秋季節，周恩來總喜歡在晚飯後踱步來到塔松下，坐在藤椅上與工作人員親切交談，研究布置工作。

　　日本全面侵華以後，國民黨政府將首都從南京暫時遷往重慶。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當時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也隨至遷到南京。考慮到上海是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很多政界要人和民主人士都住在上海，中共決定代表團在南京設立辦事處的同時，在上海也設立辦事處，這樣既可以使南京的中共代表團活動有回旋的餘地，又可以為共產黨在國統區特別是上海的斗爭提供一個合法的活動基地。1946年4月周恩來致函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撥予房屋兩幢，在上海撥予房屋一幢』，以便『籌備辦事處』。國民黨政府表面上說得好聽，『所需房屋，請先自物色，侯覓定後，如系敵產，尚未指定用途，可由院訪上海蘇浙皖敵偽產業處理局撥租』。然而，實際上一拖再拖，直至周恩來到南京的前幾天，纔匆匆撥了梅園新村30號作為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而上海的房屋則始終未撥給。周恩來到南京的第二天，就派陸定一到上海與當時上海市市長錢大鈞交涉，被婉言拒絕。其實，周恩來原先對此並未抱太大希望，在與國民黨交涉前就已經派人到上海辦理租借房屋之事。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946年3、4月間由先期到上海的喬冠華、龔澎經手，通過關系租下馬斯南路107號（今思南路73號）的房屋。但是，國民黨當局以談判地點不在上海為借口，不讓中共代表團在滬設立辦事處。小樓租下以後，先是以《新華日報》社工作人員宿捨的名義對外。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到國民黨當局阻止設立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的情況後，說：『不讓設立辦事處，就稱周公館』。四天以後，即6月20日，馬斯南路107號的門牌的旁邊就掛上了『周公館』的戶名牌。

　　1946年6月至10月間，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不辭辛勞地往返於上海與南京之間，每次到上海都住在這幢樓裡，其臥室就安排在一樓會客室的東間。後來工作人員考慮到常有客人來訪，住在樓下不方便也不夠安全，要把他的臥室搬到二樓東南比較寬敞的房間裡，這是全幢房屋中設備最齊全的一間，有浴室和陽臺，但是，周恩來執意要把這個房間讓給帶家屬的同志住，自己暫搬到三樓東面一間臥室居住和工作。這裡名為三樓實際上是極為簡陋的假三層，低矮悶熱，光線較暗。室內有一裝床，一只寫字臺，靠邊的門一側有只豎式木衣架，還有兩只凳子。周恩來隨身行李僅兩只小皮箱，生活非常儉朴。他日常喜歡穿一套藍色士林布的學生裝，一雙青布鞋，往往在接見客人時纔換上西裝。他常穿的是一套陳舊的灰色派力司西裝，外出時戴上咖啡色呢帽。

　　1946年9月16日，周恩來抵滬在這裡單獨接見了美國聯合社記者，舉行了70餘人參加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並會見了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10月17日和19日，他仍在此與國民黨政府代表邵力子、吳國楨、雷震和第三方代表張君勵、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正式交換意見。不久，按照黨中央指示，中共代表撤回延安，在周公館告別會上，周恩來在演講中對形勢作了精闢的闡述。

　　1959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將周公館列為市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修復並建立紀念館。